闵乃本院士于上世纪 60年代初开始从事晶体生长、晶体缺陷与晶体物性研究。1984年，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鼓舞了时为晶体生成领域新星的闵乃本，使他感到自己的学术设想有了实现的客观条件：中央决定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首批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当时，闵乃本49岁，意识到自己最富有创造性的年华已过，凭现有的精力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完成全部的学术设想。当他1984年从美国访问归来后，便开始致力于组建团队，一边培养学生一边开拓研究。

为了解决人才的断层问题，闵乃本决定从学生中选拔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做自己的研究生。1982年朱永元先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了三年，1985年被闵乃本慧眼识才，招进课题组专门做超晶格方面的研究；老三届毕业生祝世宁，年轻一些的陆亚林、陆延青也相继进入课题组，成为他的博士生。考虑到研究项目从纯基础的科学很有可能发展到应用，于是从1986年开始，闵乃本设想可以招收一些具有工科背景的研究生。于是之后招了浙江大学工学硕士陆亚林。西北工大的工学博士陈延峰之后也被闵乃本招来做博士后研究。1999年后，课题组又先后引进了非线性光学专家王慧田教授和固体激光技术专家何京良教授一起进行合作。就这样，一支理工相结合、知识与年龄结构合理的梯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攀登之路。

从左到右为 朱永元教授、闵乃本先生、祝世宁教授、陆延青教授

1984年以前，高校科研条件非常简陋，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国外相差几十倍，许多博士毕业后不太愿意留校工作。在这种形势下，闵乃本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留住人才，给愿意献身科学的青年人搭建施展才智的舞台。在他看来，一个学术群体的发展，是一个包括学科知识、实验技能、研究成果等不断积淀的过程，还包括学术传统、学术氛围、科学精神的传承。当时朱永元在闵乃本手下读研究生，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被要求用英文写作。闵乃本这样告诫他：“我们的工作应该拿到国际上去竞争！”朱永元还回忆说，闵先生指导学生的方式是与学生在一起讨论，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常常让学生回答不了，却每次都能让朱永元受到启发，向更深的地方钻研。

2007年2月27日，闵乃本院士课题组凭借“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站到了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领奖台上，这是该奖项空缺两年后第一次“名花有主”。他们用19年的协作与拼搏，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宿愿，获得了中国自然科学界科研成果的最高奖项。

闵乃本院士课题组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为准位相匹配材料的研发奠定了基础，使国际上同行科学家逐渐关注介体电超晶格的应用前景。获奖之际，闵乃本吐露心声：“该项目从提出基本概念、建立基本理论、证实基本效应一直做到最终研制成功全新的原型器件，历经19年。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也不是我和朱永元、祝世宁、陆亚林、陆延青4位教授完成的，还有陈延峰、王振林、王慧田和何京良等，包括许多研究生，他们都是贡献者。这项成果的取得，是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结晶。”

闵乃本院士曾说：“做科学工作，我体会的是自讨苦吃，没有钟点，没有假期，没有周末，一有时间想到的就是科研，尤其在没有突破的时候非常痛苦。当然，入了迷以后就乐在其中，一旦理论结果或科学预言被实验证实了，这种成功的喜悦是别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体会到的，只有自己能懂。”他还曾说过：“真正的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10年、20年静下心来,不能急,不能以功利为目的,成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闵乃本先生带领课题组十九年攀登科研高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事迹，可谓是“甘坐冷板凳，练就硬功夫 ”。

闵乃本先生致力于教书育人和科研团队建设，他所领导的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20多年来在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组织的历次评估中均名列前茅。他所培养的学生如王牧、朱永元、祝世宁、陈延峰、陆延青、王振林等博士在科技教育界已崭露头角，其中祝世宁于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面对自己的学生，当他们作出一点成绩时，他总是强调成果是他们的；他们有所成长时，他又喜欢把新的担子压到他们身上，让他们在压力和动力中不断成长。闵乃本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们走出国门，拓宽视野。在他的鼓励和推荐下，课题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工作两三年取得一些成就后，以专家身份赴欧美等国的知名研究组从事合作研究。

闵乃本院士历任九三学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闵乃本院士曾提出，看待原始创新不能以功利为目的，浮躁的东西是经不起时间来检验的。“搞科研尤其原始创新难免失败，社会要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为科研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

闵乃本院士曾参加制定国家中长期规划。《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是我国2005年到2020年科技发展的规划和蓝图，关系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关系到我国未来十五年科技研究、攻关方向，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闵乃本被委任为第14个专题基础学科战略研究小组的常务副组长。初时，对于基础研究是否要有规划，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不必规划，“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难道是规划出来的？那要靠科学家的突发异想。”闵乃本却认为：“基础科学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探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目的，不以功利为驱动的，这部分研究难以规划也无法规划；第二种，是以经济、政治发展的重大需求为目的的，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原子能）、上世纪40年代晶体管以及我们的原子弹，这部分研究可以规划而且必须规划。”

从当年撰写《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时，自家的那间斗室；到他在犹他大学时独自修正“杰克逊理论”时的孤军奋战；从带领整个团队为国家的发展和荣誉而战，到作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以科学家的智慧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积极为国家事务建言献策。闵乃本一生的奋斗不曾离开过作为一个科学家所应承担的国家使命。闵乃本时常讲一句话：“科学家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闵乃本先生千古！